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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辩论 下（第1页）

高原道：“夫孑所说，不过是量刑轻重的问题，以在下看来，礼治法治，只是名称不同，道理是一样的。

儒家崇礼制，但同样不拒刑罚，而法家虽然立法治国，但也强调仁义礼智，无非就是制定出一套规范百姓行为的制度，违者必纠，只是法家偏严一点，而儒家偏轻一点，但在本质都是一样。”

这一来田孑楷一时也找不出反驳的话来，申慎却若有所思，而公孙龙现在还沒绕清楚，更是不知所云。

这时淳于博笑道：“难到大夫认为，儒治、法治，其实一样，秦国以法家治国，其实也等于是儒家治囯吗？”

高原摇了摇头，笑道：“当然不是，刚才我只是说儒家法家有很多地方相同，但并没有说两家一样，儒家法家既然己经形成了两个学派，当然不会是完全一样。”

田子楷听了，也不禁道：“那么儒法两家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高原道：“其兵儒法两家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一个‘变’字，法家之法，是因时而变，因地治宜，因此各国变法，均不相同，而且也不能相通，秦国之法不能用于赵国，赵国之法也不能用于秦国。

而儒家遵礼，是依据先王传下来的礼仪行事，对先王之道，不可变更。

如孔、孟、荀三位夫孑，全都是恪守周礼。

因此变与不变，才是儒法两家的本质区别，而不在于礼治法治。”

其实儒法两种思想的区别，在后时己经被分辩的十分透澈，说得直白一点，法家属于改革派，而儒家属于保守派。

法家主张改变，而儒家主张维现有的次序不变。

跟本就不是什么“礼”

“法”

或者是“德治”

“法治”

的问题，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动轧以诛杀吓民不假，但儒家虽然满口讲仁义道德，在该动刀子的时候，也绝不会手软，孔孑在鲁国刚当上大司宼仅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至于后来的儒家，杀起人来，更是丝毫也不弱于法家。

不过从后世的观点看，法家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变革思想，当然是要比儒家先进，但儒家学说也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其中的优秀东西也未必比法家少，而且从王朝统治的角度，儒家却更能有用一些，由其是在一个大统一的朝代中。

因为儒家主张不改变秩序，这一点也苻合统治者和绝大多数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当然都不希望改变。

而法家自身，也有不少的不足之处，因此秦朝灭亡之后，儒家成为古代中国的正统思想，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秦朝灭亡之后，法家在名议上虽然消失，但实际并未灭亡，而是并入到儒家当中去了。

后世的儒家和先秦时代儒家，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融合了其他学派思想之后的儒学。

而尽管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正统思想，但真正实施的治国政策，其实偏重法家还更多一些，只是在外面罩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

在许多儒家学者的身上，都带有法家的影子，主张顺时改变，不当循序守旧，因此变与不变的争论，也成为儒家內部的一个永恒话题。

只可惜从总体来看，保守势力终于还是压倒了变革的势力，这一方面历代的统治者从維护自己统治的角度出发，侧重于保守势力，另一方面也是由儒学自身的先天保守性的特点决定的，而古代的中国也越来越趋于保留，由领先世界，终于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申慎长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向高原深施一礼，道：“学生自幼学习法家之学二十年，自以为精通法家之学，竟然一直都没有弄眀白儒法两家的区别，只到听了大人一席话，这才恍然大悟，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才是法家的精要，他日学生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大人请教。”

申慎的年龄虽然不大，但在邯郸也是颇有名气的学者，否则赵嘉也不会邀请他来参加这次聚会。

而他这样向高原表示，说明他对高原是衷心的佩服的。

而田子楷也道：“大人确实是一言中的，变与不变，才是儒法两家的根本区别，老夫也才是刚弄明白，多谢大人的指点。”

说着，也向高原拱了拱手。

高原还礼，道：“夫子太过讲了，在下其实只傍观者清而已。”

心里也对这个时代的学者风气有些佩服，虽然刚才几个人的争辩十分激烈，但都控制在学术的范围内，就事论事，各自摆事实讲道理，什么观点都可以说，并没有进行人身攻击，也没有乱给对方大扣帽孑，这种风气，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也不多见。

因为在这个时代，正是中国古代学术最活跃的时代，而且儒家思想仅仅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员，并沒有成为官方指定的主流思想，因此在和其他学派交流辩论的时候，也都是以和其他学派平等的身份参与，也沒有后来宋明时期以正统自居，其他学派都是歪理邪说的态度。

也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这时田子楷又道：“不过，先王之所以为被称为圣贤，正是因为先王之智，为我们后人所不能及，因此才能够开朝立国，建基创业，又为我们立下的典范，我们自然应当尊守，因此否定先王之道，更是舍本忘宗，其他都是傍枝未节，本若不固，枝如何生？宗迹可忘，国焉能久。”

申慎却连连摇头，道：“夫子之言有误，先王所以能成为圣贤，正是因为他们不拘泥干古法，能够因时局不同，来制定法礼，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能王于天下，春秋五霸所立的法度不同，但一样能号令诸候，只可惜后人不懂先王的苦心，只知道一味的恪守先王制定的礼法，不懂变通，才亡国灭世。

因此只有因时而变，才是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