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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侠士一（第2页）

墨家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暗中的世界警察”

的角色。

他们以自身的行动和影响力，对各国国君和统治者进行监督和制约，促使他们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墨家的侠义精神和行动方式，对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许多人去追求正义和公平，勇于铲除不平之事。

在民间，一些无法加入墨家门派的人，受到墨家侠义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也纷纷效仿墨家的做法，成为了侠士。

这些侠士虽然没有墨家那样的组织和纪律，但他们同样讲道义，行侠仗义，铲除不平之风。

他们以个人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帮助弱者，惩治恶人，为百姓伸张正义。

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会触犯当时的法律和统治秩序，但在民间却广受欢迎和赞誉，被视为英雄和楷模。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刺客列传》，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着名刺客的事迹，如荆轲刺秦王、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傀等。

这充分说明了侠义文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刺客和侠士们的事迹被广泛传颂，成为了后世人们心目中的传奇和典范。

司马迁通过《刺客列传》，不仅记录了这些刺客的生平和事迹，也表达了他对侠义精神的敬佩和推崇，使得侠义文化得以在历史长河中传承和发展，影响了无数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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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离刺杀庆忌的故事，是先秦时期侠义文化中一个颇具争议的案例。

要离为了接近庆忌，竟然做出了灭绝人伦的举动，杀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自断一臂，这种行为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讨论。

他最终成功刺杀了庆忌，但在庆忌临死前问他为何要这么做时，要离却说只是为了出名而已。

这种动机与侠义精神中所倡导的正义、牺牲、奉献等价值观相去甚远，显得十分自私和功利。

然而，庆忌在临死前却认为要离是大丈夫，居然下令让他安全离去。

这从侧面反映出，在先秦时期，侠义之风盛行，人们对于侠客的行为有着复杂而多元的评价标准。

在那个时代，侠客们的行为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他们的行为虽然有时会违背传统的道德规范，但在某些人看来，却体现了一种超越常人的勇气和决断力，因此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和赞赏。

要离刺杀庆忌成功后，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很快便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他内心深处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痛苦，最终选择了自刎，以死谢罪。

这一结局，也反映出侠义文化中对于道德底线和人性尊严的坚守，即使是侠客，也不能违背最基本的人伦道德。

太史公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没有记载要离的事迹，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要离的行为有违道义，不符合侠义精神的真正内涵。

司马迁更倾向于弘扬那些真正为了正义和国家利益而英勇献身的侠客，如荆轲、聂政等人，他们的事迹在《刺客列传》中得到了详细的记载和高度的赞扬。

从荆轲与高渐离刺杀秦王，到张良策划的博浪沙刺秦，这些事件都体现了先秦时期侠义文化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侠客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而奋斗。

同时，这些事件也反映了侠义文化在社会中的复杂性，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促使人们在继承和发扬侠义精神时，更加注重道德的约束和人性的关怀。

道家的老子对于侠义的态度确实与墨家有所不同，他所倡导的是一种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

在老子看来，行侠仗义的行为，往往是在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他认为，如果社会秩序正常，民众安居乐业，各守本分，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需要侠客出面抱不平的事情发生。

因此，侠客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不和谐与不稳定，是社会败坏得完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确实存在“拿钱办事”

的现象。

他们虽然讲究一诺千金，重信守诺，但往往也会因为金钱的诱惑而接受委托，为雇主去行侠仗义。

这种行为在老子看来，是不符合道家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