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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就在马赛尔忙着传递伪造文件的时候，路路在四处打探要怎么到西班牙去，用什么交通方式，怎么越过边境。

签证是最大的问题，大部分使馆都撤走了，就算偷渡到了巴塞罗那，被捕的风险也非常大，我们其实不怕监禁，更怕遣返。

吕卡跟马赛尔谈过签证的事，也许寄望于我们的父亲能帮上忙，他们两个都失望了。

吕卡是因为走不了，马赛尔是因为吕卡不想留下。”

“他们两个本质上是相反的，1940年以前，这无所谓，甚至是他们交情的基础。

1940年之后，光是站在他们旁边，就能听见裂痕变大的噼啪声。

我没有试图干预，当然没有，那是他们之间的事。

我能做的就只有不和吕卡谈论马赛尔，也不在马赛尔面前提起吕卡。”

窗户忽然砰嘭作响，酒吧老板和顾客都看了过去，只是风而已，一张报纸像幽灵似的飞掠而过，消失不见。

厨房的气窗发出一阵呜呜声，又安静下来。

“冬天特别难熬。”

克莱芒的食指轻轻敲打啤酒杯的把手，“你什么都考虑不了，唯一的想法就是食物，到哪里去找下一顿难吃得要命的马铃薯。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德国人在搜捕‘叛乱分子’，维希政府也帮着这么做，每天都有人消失，大学教授和律师像兔子一样被围猎，爸爸就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左右失踪的，没有解释，但也没有人通知我们认领尸体，所以我们猜他还活着，只是被关在某个监狱里。

学生们偷偷分发手写的传单，戴高乐在伦敦冲巴黎喊话，呼吁人们公开庆祝停战纪念日[*1]，贝当政府以为自己管理着一地泥浆，结果是一锅沸水。

11月10日，纪念日前一天，警察总署在报纸上刊登告示，警告巴黎人不要组织游行，‘任何示威都不会被容忍’，原句差不多是这样的。

第二天，巴黎人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

克莱芒在这里稍停，侧过头，发现酒吧老板没能接上下半句话，于是笑了笑，做了个挥舞旗帜的姿势：“我们出门示威了。”

——

克莱芒没有参与抗议，吕卡也没有，尽管集会地点离家不远，就在星形广场，时间是下午五点半。

马赛尔四点左右就出去了，穿上了黑色外套，打着黑色领带，就像参加葬礼，手腕上缠了一条蓝白红丝带。

他向克莱芒保证他只是“去看看”

，警察的踪影一旦出现就立即离开。

克莱芒推算着步行和乘坐地铁的时间，五点刚过就在窗边徘徊，张望下面的街道。

吕卡一开始嘲笑他的紧张，到了五点半，他也变得沉默，抿着嘴唇，盯着墙上的挂钟。

“我们应该去找他。”

克莱芒说，五点四十五分。

吕卡点点头，取下外套。

街上的人出乎意料地多，三三两两，有些拿着花束，有些腋下夹着折起来的国旗，还有人扛着两根鱼竿[*2]，引起路人侧目，然后露出会意的笑容。

他们刚走过海军博物馆就见到了第一批警察，试图封住克雷伯大道。

一个警察冲吕卡大喊大叫，挥舞棍子，吕卡举起双手，说着“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