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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当时的一些基本经济状况（第5页）

1570年，仅未收之税银总额就超过200万两。

当然，由于对小户的税收减免，可能降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样的办法在16世纪是很不切合实际的。”

“当16世纪七十年代，张居正掌权之时，逋赋者要被控告，但是张居正的这种做法受到同时代许多人的批评，最为有名的是王世贞。

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许多积年逋赋者多为富户，他们捐纳官身以免除县官的体罚与拘捕，州县官只好将这类事情向上一级政府报告。

但这样的事例上报太多，除了显示州县官自己的无能以外，不会有什么效果。

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没收拖欠者的家产。

在西方通常都是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在传统中国仁爱政府的观念支配下，这种办法很少采纳。

（这一点似乎正好说明一向被人批评为**没有人权的古代中国至少是明朝时期，对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程度其实还远在西方之上——引者注）而且这些拖欠者都很狡猾，他们一般也交纳部分税收，并不全额拖欠，同时许诺以后会补交余额。”

“对于赋税拖欠，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追征，但是拖欠两三年以后，就不能再指望拖欠者们补交欠税了。

对于逋赋者，抛开人道主义考虑，鞭打、关押他们是很少有用的。

这些累积起来的欠税成为最新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所以只能蠲赦逋赋。

这种事情在明代后期是很常见的。

皇帝可能下令蠲免某年以前的逋赋，这可能由于地方官的申请而适用于某个特定的地区，也可能适用于整个帝国。”

“所有这些都鼓励了逋赋行为。

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

但交上去的赋税既不能退还，也对下一次纳税没有了任何好处。

另一方面纳税人总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

在这种情况下，逋赋行为会蔓延开来。

某地曾上报说当地一些纳税人共同倩人代杖，不肯纳粮”

如果这些税收拖欠的情况考虑进去，很显然，实际上明代的实际农业税率是在一个更低的水平上。

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朝的税收数量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以后就很少变动过，要说有变化，那大概也是越变越少。

农业税方面，黄仁宇说

“造成16世纪税收基数有限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在其统治期间，确定了税收定额制度。

1377年，皇帝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85年，他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

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

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

永乐时期曾经略有增加，“1412年，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据说达到创记录的3461万2692石”

，而上升的原因，“很可能是安南作为一个新归附的省份，其额度也包括进来的缘故”

[55]。

但失去对安南的统治之后，“收入又重新调整到接近3000万石”

然后在宣德时期，国家田赋收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减少

“14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们，对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过高的额外费用已十分不满，他们有意拖欠税粮，以至于逋赋总额已经超过了三年的全部税收。

为此宣德皇帝做了让步，下令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

……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地区，此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但对于可耕地和人口的上升却不做考虑。”

耕地方面，“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给帝国政府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统计数据，新增地亩很少上报。

……这样做的结果是税收与耕地面积相脱离。

1502年上报的情况就是最好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