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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天下势1（第3页）

他们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要求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这完全不可能，事实往往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

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

，而不是想该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

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认为国民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

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剧烈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它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

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

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所以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

所以更要着眼改良。

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当然也有人说，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人民其实就是表面素质高，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这点我完全赞同。

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是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

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

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对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公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自私懦弱狭隘贪婪……

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大同小异，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是先有好素质，再有好制度；还是先有好制度，再有好素质。

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好坏，都应该保障好制度，因为好制度恒久远，一个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

问题是，当好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天上掉下来一个好制度。

所以只能先从素质入手，这样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

好的制度和好的民主有两种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

尽管改良又慢又费时，国民素质又不高，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

剧烈的变革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操作起来。

三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

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

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

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地喧哗，自由地过马路，自由地吐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