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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我是3（第3页）

今天又得知香港车手邱先生发生意外，最终不治。

59届澳门格林披治如同此刻澳门的天空一样阴霾。

两天两位车手离开，如同1994年的伊莫拉。

作为同行，我也只能在这冬雨里向文华东方弯的方向敬支烟、洒杯酒。

自从开始这职业，我就一直听闻眼见自己相识或不相识的车手去世。

今天还是对手，明天就永隔了。

发生意外的弯道就在我住的酒店楼下几百米处。

这两年写了太多关于朋友离开的文字，也不知说什么好。

家人一直劝我退役，说一来危险，二来以后你老了，成绩差了，人们都会落井下石的，趁这两年不错，急流勇退吧。

说的都没错。

但，如果你准备好去打仗，你就得知道敌人扔过来的不会是面包；你准备好去探险，就得知道山谷里没有七尺大床。

写东西的人都爱谈生死，觉得深刻。

有人喜欢看透，有人喜欢解构，往往没怎么经历过的人会有一堆感悟，经历越多反而要说的越少，死去活来的那些也许早就生死疲劳了。

所谓深刻就是深深刻在你身上，扎一刀，喊一句，再扎一刀，再喊一句，多扎几刀，拧一下，就安静了。

我常想起死去的那些朋友们。

我能做的就是躺下睡觉、闭眼、再睁眼，把车的反光镜涂成黑色，绑上安全带，戴上头盔，停到发车位，继续。

用自己小说里的几句话来结尾吧：

“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

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

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进了每一道我可能要掉落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但是你已经用掉了一次帮助的机会。

再见了，朋友。”

我只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写作和说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舆论环境好转或者恶劣，都是因为科技和载体的变化。

很多改变是被迫做出的，但这也是好事。

你的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

对于你的作品在英语世界中的反响，你有怎样的期望和担忧？

我对此没有什么大的期望，甚至没有关心自己的文字什么时候被翻译成英文。

一个写作者用母语完成写作后，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所有的担忧和期盼都是虚妄。

况且我的文章不以故事取胜，更多的是文字片段，所以会很难翻译。

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中会有令初次阅读的西方读者感到意外的东西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由读者来回答是最公正的。

在你参与的各种活动中，哪个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