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迷楼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与马来人经济支配地位的形成（第1页）

马来亚独立，马来西亚建立后，在经济方面，基本上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旧的发展路线，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未得到有效改观。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人政治领袖在分析1969年“五一三”

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时认为，其根本原因乃是马来人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换言之，就是马来人处于经济上的“被支配”

地位使然的。

所以，若要保证类似“五一三”

事件的事件不再发生，就必须通过国家的强制干预来彻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始有“新经济政策”

的颁布和施行。

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此后的20年，即从1971年至1990年的20年间，就被称做“新经济政策时期”

。

新经济政策的两大发展目标：一是消除贫困，这是一项被宣布为不分种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行动。

由于马来西亚的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马来人问题，所以，消除贫困也就以消除马来人的贫困为主。

二是社会重组，即让马来人走出农业、农村，全面参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改变殖民地时期种族与经济职能相关联的局面和马来人传统的农民形象。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发展马来人的经济，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令他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取得支配地位，以与其已有的政治支配地位相匹，并为这一政治支配地位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总之，逐渐实现和巩固马来人在国家中的全面支配地位，这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史的一个实质性、根本性的线索。

所以，马来西亚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体现了土著（马来人）至上主义的精神。

“新经济政策也被看成是刚获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将资本和就业机会本地化，同时要控制和占有天然资源和资本的民族主义经济。

只是，在马来西亚，所谓的民族主义经济纯属马来人的，它与其他民族毫无关系。”

当然，这并不否定历史上发展马来人经济的客观正当性与合理性，而仅是就马来人政治领袖的某种主观意图以及他们在族群公平问题上无视非马来族群的同样正当合理的要求而言的。

与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一些政府努力，独立以来一直在进行着，新的经济政策与以往相比，其不同之处就是在信托制发展策略下，政府通过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施加全面的强制性干预。

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项以信托制为基础的独特发展策略，这项策略有两个基本特色，这就是：第一，对财政开支、资源分配和投资重点的选择是按照信托管理人所定的条件和方法，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做出。

第二，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拥有权被分开，控制权掌握在信托管理人手中。

信托管理人则由两个阶层组成，第一阶层即上层是一小撮制定政策目标的政治决策者，第二阶层是他们下面的一大群公共服务官员和工作人员，他们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负责实施、推行和监督各项信托制度下所制定的计划和工程。

仅就半岛马来西亚居民的生活状况而言，到1970年尚有49.3%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按每人每月为M$33计）以下，其中，约75%为马来人。

当年马来人的大多数人口还分布在农村，城市人口约占28%。

就地区而言，以马来人为主的北部各州如吉兰丹、丁加奴、玻璃市和吉达，即使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也未能及时改变其落后状态，当然这与政府的经济开发项目分布不均衡有很大关系。

所以，政府的消除贫困的任务主要是针对马来人农村和农业地区而进行的，并且也以实施农业开发项目为主，具体包括让马来农民获得土地、有形资产，为他们提供培训和公共设施。

早在1969年“五一三”

事件发生以前，在协助马来人发展经济方面，马来西亚已成立了若干政府部门，并实施了许多有力的措施。

20世纪70年代，这些部门和措施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但效果还是体现得较为缓慢。

所以，1981年DrMahathirMohmad任首相后，便进一步加大了消除贫困的力度。

1984年，政府制定了国家农业政策（theNationalAgriculturalPolicy），目标是通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农民提供支持服务，来振兴农业。

到1988年底，在联邦土地开发局（FELDA）等部门的努力下，通过土地开发，共在2072290公顷土地上安置了224700农业人口。

仅从1986年到1990年间，在落实国家农业政策中，就有共782197公顷土地新投入生产，另有116000公顷土地得到重新修整，还有802000公顷土地得到新的开垦。

此外，借助农业开发项目（theInSituAgriculturalDevelopmentProgrammesIADP），又有342000公顷土地被开发使用，该项目还尤其为小型橡胶园主和稻农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服务等，以此来提高其生产率和增加收入。

结果在半岛马来西亚，农业贫困家庭从1970年的58.70%下降到了1989年的19.3%。

此期间，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和妇女参加工作，都对消除农民贫困问题起了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