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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华人南移背景（第2页）

（《太宗永乐实录》）“满刺加国使臣端亚妈剌的那查等奏，成化五年，本国使臣微者然那入贡，还至当洋，被风飘至安南国，微者然那与其慊从俱为其国所杀，其余黜为官奴，而幼者皆为所官。

又言，安南据占城城池，欲并吞满剌加之地……适安南使臣亦来朝，端亚妈刺的那查乞与廷辩。

……上乃因安南使臣还，谕其王黎灏日：‘尔国与满剌加俱奉正朔，宜修睦结好，藩屏王室，岂可自恃富强，以干国典，以贪天祸？’……复谕满刺加使臣曰：‘自古圣王之驭四夷，不追咎于既往。

安南果复侵陵，尔国宜训练士马以御之。”

’（《宪宗成化实录》）

宣德六年，遣郑和再次“赍敕谕暹罗国王”

。

（《宣宗宣德实录》）

口在历史上都曾建立过独立王国，并多次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一方面显然就借利于这一国际贸易提升了其经济社会实力，另一方面，也为其维护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至于各国的朝贡使团，众所周知，其所担负的真正使命，不仅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

。

实际上，朝贡使团往往或本身就是国际商团，或有大量商人跟随。

从某种角度上看，各国的朝贡之“方物”

与中国政府的“赐物”

之间的交换，其本身就可以看做各国政府间所实行的一种“以物易物”

的大型贸易方式，所以往往要动用大量的运输工具予以承运。

如明正统十年，满剌加使臣谟者那曾向中国政府请求道：“国王欲躬来朝，所带人物较多，乞赐一巨舟，以便往来。”

这一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上命所司造与之。”

不过，笔者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对于有的学者过分突出朝贡使团的经济目的，以至忽视其本来具有的国际政治意义这一点，是不敢苟同的。

实际上，当年奔忙于海上贸易之路而唱主角的，还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

他们的活动虽不像朝贡使团那样较为集中地见诸史乘，但海上贸易这条商路本身就是为他们而存在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说晋代法显《佛国记》所载内容均属实的话，那么，在他那个时代已有至少能乘载200多人的大型商船来往于中国到印度的海路上。

张燮《东西洋考》（卷4）记载有中国商人至马来半岛东海岸港口进行交易的情形如：

关于彭亨：

舟抵海岸，国有常献。

国王为筑铺舍数间，商人随意广狭，输其税而托宿焉。

即就铺中，以与国人为市，铺去舟亦不甚远，舶上夜司更，在铺中卧者，音响辄相闻。

关于柔佛：

柔佛地不产谷。

土人时驾小舟载方物走他国易米。

道逢贾舶，因就他处为市。

亦在要之入彼国者。

我舟至止，都有常输，贸易只在舟中，无复铺舍。

关于丁机宜：

夷亦只就舟中与我人为市。

大率多类柔佛，而俗较驯，而货较平。

自为柔佛所侵，彼国有风声鹤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鱼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