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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不低头（第1页）

武则天时代为什么会有不低头的法官？

弗朗西斯·福山说，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有赖于三大要素，它们分别是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

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历史会很有意思。

在福山看来，中国是政治的早熟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为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完整的官僚任用制度，对广大的疆域以及众多的人口施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因而堪称“国家形成的范本”

。

然而良序的另外两个要素：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在中国的历史中一向是稀缺之物。

所谓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要对治下的民众担起责任，并把他们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这实在太难为君主了。

儒家传统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促使统治者在官僚士大夫的辅佐下，接受经邦纬国的训练，感受自身对民众的责任。

但由于这不是正式的制度，也没有程序上的限制，因而将其称为道德负责制仍属勉强——它让中国总是陷入好皇帝与坏皇帝的循环更迭，摆脱不了“一治一乱”

的历史宿命。

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中惟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而非向下的，下层官吏对上级负责，上级官僚对皇上负责，民众的利益从未真正得到关心。

真正的负责制必须制度化、程序化，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要素——法治。

然而与责任制相比，中国的法治就更加缥缈了，甚至无从谈起。

如果有人用法家思想来争辩法治的有无，那他就错得太离谱了。

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国王或皇帝也得受其约束，不可随心所欲。

而中国的法家思想恰恰相反，除了君主，法家不承认任何权威和规范，更不用说什么法治了。

他们心目中的法律，只反映统治者的意志，而非社会的道德共识。

这样的法律，分明是命令而已。

西方人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从制度上落实法治的想法，这在2000多年的帝制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

故而台湾学者卢建荣说得没错，“一部中国人权史就是一部政治凌驾司法的历史”

。

这句话出自《铁面急先锋》一书的自序。

矛盾的是，卢建荣写此书的目的，却是要从欠缺法治架构的中国历史中，找出闪光的法官个例，这岂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虽然稀少，“骨头”

还真有。

由于没有制度保障，法官的骨头还很硬，不怕贬谪流放杀头，再大的风险都敢担。

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风险，他们在法律素养上对自己要求很高，绝不逞一时之愚勇。

卢建荣说，这就叫智勇双全。

想想也是，若非如此，他们不可能在毫无希望的政治格局里创造正义的奇迹。

《铁面急先锋》主要聚焦武周时期，也兼顾公元514-755年间的一批司法者，特别是担任过司刑寺丞、侍御史、大理少卿等职的徐有功，以及先后的同行狄仁杰、苏珦、张行岌等人。

之所以重点放在那段时期，我想除了作者专攻隋唐史的原故，还因为武则天当政之时，政治压倒法律的固有局面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武媚自高宗晚年摄政以来，废中宗李显，立四子李旦为帝，临朝称制，自专朝政，最终于公元691年正式称帝，一路上刀光剑影凶险无比。

她担心政权的合法性太低，统治的基础不牢靠，所以重用酷吏，欲借司法消灭政敌。

可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忠于法律的司法官，否则无法彰显出自己的公平与高明。

这一矛盾，既培植出周兴、侯思止、来俊臣等一干构陷无辜的奸徒，也造就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等一批伸张正义的司法者。

中间的角力斗争，相当精彩，以至于当时便有“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